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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玄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年4月24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

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世祖生有

八子，玄烨排行第三。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

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

少见的英明君主。

第一节聪颖勤学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

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

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

犹抱憾不已。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

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

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

学的天分。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

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

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

“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

此不疲”，“好学不倦”，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

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

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

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

辞。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

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

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玄

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

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

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

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经过反复

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

背。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尤其

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

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

代伟大的事业。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

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

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

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

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

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

诸兄弟向父亲问安。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

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

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

福临不胜惊讶。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第二节登大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

逝。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没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在他病重时，

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

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

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

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

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

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

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

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

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

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顺治十八年，吴三桂

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

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

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

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此

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

反抗。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

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

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

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

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

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

荒”。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

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

鳌拜集团的斗争。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

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

境同样是险恶的。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

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

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

来。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

门。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

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

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如处理不当，就

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

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

府面前。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的确，历

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

第三节擒鳌拜

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以索尼

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

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

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

氏，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父硕色、叔希福皆

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

日值内院，深得信任。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

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

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

看护皇太极的陵寝。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

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

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他原属多

尔衮部下，很受重用。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

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

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

屡建功勋，受赏独厚。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

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父额

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他出生在战

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

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

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

合适的人选。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

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

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

王权势的增长。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

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

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

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

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

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

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

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

挥了积极作用。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

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

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

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四

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

面。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②四辅臣在

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

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

各级官吏的监督。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为将来康熙帝

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

益公开而激烈起来。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

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在四

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

“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

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

哈不相容。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

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

事辄龃龉，寖以成隙”。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

盾势同水火。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

配，但摄政王多尔衮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

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

镶黄旗。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

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鳌拜

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请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

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朝廷内外“皆言不便”。属正白旗的大学士

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

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

反对意见。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

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

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康

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

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

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

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遏必隆与鳌拜同旗，

结为一党，凡事附和。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

月，举行亲政大典。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

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索尼一死，鳌拜更无

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苏克萨哈处处予

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

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

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

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

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

人。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

强奏累日”。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刚刚亲政，而

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他在朝廷内

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

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

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

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

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

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

“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如，他颁

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

业者数十万人”。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

治，天下嚣然”。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

喝问”。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

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

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回忆说：“昔听

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

等：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

必慎焉。”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

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这时，康熙

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忧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于是，

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后，

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作“布库之戏”

（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

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汝等皆

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众少年同声回答：“独畏皇

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

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

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

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

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

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他

指出：

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

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

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班布尔善、

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

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

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鳌拜乞请再见

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

上留下的伤疤”。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

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

终身禁锢。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

处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一年后，命

以公爵宿卫内廷。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

弟、侄数人均处死。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

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鳌拜在辅

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

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

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因此，鳌拜的覆灭是

必然的。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

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

值得肯定的。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

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

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

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第四节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

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

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

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

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此三藩之设，并非任

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东南沿海及两

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清政府意

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

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谥”，不准辞。后在桂林围城战中，

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

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仅此

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

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藉以“屏藩王

室”。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

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

拥兵自重。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

人。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畜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

兵。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

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

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

的强大武装力量。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

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

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

忠“横征盐课”，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

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

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总之，一切“利归王府”

。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

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

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

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

平西王管理”。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

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

遍天下”。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

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

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

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

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

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

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

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

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因此，“天下财

赋，半耗于三藩”，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

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

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

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

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

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

宫中柱上”。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已构成国家的心

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

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

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

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三桂与精忠得此消

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

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

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

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

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

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

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

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

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

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

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

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

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

即有宁宇”。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

对他的疑忌，但他明

毛文龙其人

生平简介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性。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孔有德、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

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松年、其侄佟松年，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死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战役

天启七年冬，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进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依然在毛文龙的激励下，豪情满怀，舍生忘死地战斗。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最终，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丁卯战役的最后胜利。“丁卯战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来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著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丁卯战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抵御外辱，存亡继绝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职惟知尽忠报国，绝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进行了舍身忘死的战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

东江镇孤悬海外，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显得很重要，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前后共与五任登抚打过交道，分别是陶郎先、袁可立、武之望、李嵩、孙国祯。与陶郎先的关系毛文龙镇江首捷，全国振奋。当时的登抚陶郎先却不为救援，听信降将王绍勋的一面之辞，认为“镇江大捷”是假的，向朝廷奏报说：“毛文龙之举，竟乱成算，再难下手[11]”，此行为受到朝野一致指责。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东林名臣侯震旸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他说：“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2]”并要求朝廷“罢朗先，逮绍勋。[2]”朝廷据此追查陶郎先，发现他多年贪污军饷，于是下狱，并将查没赃银补发给毛文龙。与袁可立的关系接任陶郎先的是东林名臣袁可立。任上，他积极整顿防务，清理陶郎先时期的弊政，重用毛文龙、沈有容等名将，使得登莱局面大为改观，是登莱历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袁可立主政期间，毛文龙战果十分辉煌。袁可立多次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2]”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只好辞职。数年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荡然不存，致后金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大学者黄道周曾评价道：“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12]”与武之望的关系接任袁可立的登抚武之望，是一位名医，但为政多乖。他在任上与毛文龙的关系极差，两人多次互参。武之望袒护魏忠贤义子登莱总兵杨国栋，支持杨国栋兼并东江镇。又多次克扣毛文龙的军饷，前后达四十四万两，使东江军民饥寒交迫。毛文龙要求查账，而武之望则强留相关的财务官员，以至二人势成水火。朝廷后来查明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将武免职。天启皇帝在上谕中说：“念毛帅独奋孤忠，支撑海外，远提师旅，阅历当时，乃中朝实倚为辅车，而去抚每视为秦越，疾声莫应，供亿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属国苦资粮厞履之供，乃于百凡艰危之中，尚有累次俘获之绩，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悯！[2]”，这里“去抚”即指武之望，说明皇帝充分认识到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武之望还曾派兵接管东江要塞旅顺，与毛文龙争功，可到了冬天，他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到皇城岛过冬，并向朝廷奏称：“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2]”，毛文龙对此哭笑不得，只好又派兵驻防旅顺。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2]”，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武之望崇祯年间复出担任三边总督，任上再次因兵饷问题引发十多处兵变，忧愤而死。与李嵩、孙国祯的关系李嵩和孙国祯与毛文龙合作时间不长，二人都曾经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双方并无芥蒂。

毛文龙通敌及被斩原因

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毛文龙与皇太极之间曾多次交通，相互通书，但每封书信俱报告朝廷，并将后金使者送至京师问罪，可见通敌是假，诱敌是真。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是真通敌卖国，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斩帅始末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旅顺游击毛永义来迎。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六月初一，毛文龙来谒拜，崇焕答拜。毛文龙呈币帛酒肴，崇焕受酒肴，茶毕，文龙出。崇焕报谒，坐文龙帐中，对毛文龙说：“辽东海外，止我两人之事，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历险至此，欲商进取大计，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文龙答曰：“某海外八年，屡立微功。因被谗言，粮饷缺乏，少器械马匹，不能遂心。若钱粮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难事。”崇焕回舟，免文龙谢。并告知舟中不便张筵，欲借借账房于岛岸，请文龙喝酒，礼甚恭，多密语。毛文龙大喜，二更方离去。六月初二，毛文龙迎崇焕登岛，束江将官行礼毕。袁崇焕各赏银一两，米一石，布一匹。入席，文龙健儿，带刀环侍绕，崇焕叱退。舆文龙密语’，三更辞去。六月初三，文龙设宴，迎崇焕。袁崇便服登岛，又密语至晚。文龙有傲慢色，意悒悒不乐。当晚，崇焕传副将汪翥密谈，二更方出。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要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随后对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变人姓名，淫人子女，尔罪岂不应死?今日杀毛文龙，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领尚方以谢尔。”随后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但云文龙应死，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効，罪不及尔。“又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又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又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又发四协扎副，又差官查岛中寃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六月初六，被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

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古代历史上，没有最有智谋的人，因为谈不上，也没有可比性，只能说古代历史上有智谋的人是谁？

掰掰手指头数数，也不少，比如赵普、姜子牙、老子、诸葛亮、鬼谷子等人，都是特别有智谋的人，要论功绩，谁的贡献最大，无法比拟，他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都可以被称为“最有智谋”的神人。

1.姜子牙

简介：姜子牙，被称“太公望”，尊为“百家宗师”，齐文化创始人，最高军事统帅，西周开国元勋，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伟人。在他有生之年，为周代齐国做了众多贡献，是我心中的神，其实，我很钦佩他的为人，为国分忧，为民解难，还整整活了139年，是我所知最有智谋的活的时间最长的人物。

事迹：活了那么久，想必也为国服务了那么长，流传在世界的佳话也不少，比如辅佐六代周王治国，出谋划策帮助周武王灭商纣王。

2.鬼谷子

简介：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号玄微子，是道家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还是纵横家的鼻祖，他精通才艺，博学精深，通天彻地，布阵行兵尤其厉害，就连鬼神也难预测，他智勇双全，卓越出众，不仅会兵法，还懂卜卦算命，我认为在当时的朝代，无人能及，因此被世人尊为“圣人”。

事迹：鬼谷子在世上也活了130年，在这期间，他游遍万水千山，归隐幽谷，修真养性，祛病延年，还招收了两个徒弟，也很杰出。

3.诸葛亮

简介：诸葛亮我们最熟悉了，字孔明，号卧龙，是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还是发明家。论相貌有相貌，论人才有人才，真是全才奇才。不过他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久，享年只有53岁。

事迹：虽活的时间不够长，但他的事迹却如此惊人之多，比如空城计、东和孙吴、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等，都是我们读书时学过的，这个人物是真实有存在过的。